年末看到一篇关于「知识分子为何很难长红」的文章，思考了良久。
里面有一段话写的触目惊心，关于《世界是平的》的作者托马斯·弗里德，简单摘录几个切片：

  • 1975年获得地中海研究学士学位

  • 26岁，他在贝鲁特成为一名记者。

  • 29岁，因近距离报道一场大屠杀，他赢得了他的第一个普利策奖

  • 36岁，写下了他的第一本获奖书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》

  • 41岁，获得了纽约时报外交评论专栏

  • 46岁，出版了《雷克萨斯和橄榄树》，全球化理论雏形。

  • 52岁，出版了《世界是平的》
    在这之后，便泯然众人。

作者的问题是：
为什么有那么多公共知识分子，能够在职业生涯之初就产生洞察力、独创性或才华，而十年后却完全没有能力进行新的思考？

原因也不复杂，除了生物学上的衰老之外，更多的是社会地位的变化：

  • 20世纪的弗里德曼冲向了战争大屠杀的现场；

  • 21世纪的弗里德曼从会议室到新闻编辑室再到国家欢迎大厅。

他是镀金的旅行者，一个通过出租车窗和导游体验世界的人。一个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有什么希望学习关于世界的新东西？

其实这也是我一直警惕的状态，是否已经躺在了功劳簿上，让自己的井干涸。

因为创造性的成功类似于挖井。在你能喝一滴水之前，要流很多汗，很累。但是在那之后，一旦成功的舒适感开始流动，就很难再开始挖掘了。

比如当时刚开始从 Photoshop 切换到 Sketch 很不适应，一度觉得什么破玩意那么难用 —— 毕竟 PS 的操作已经渗透到了骨髓中。

任何一口井都会干枯，问题在于干枯的过程是很缓慢的，不被觉察的；而开凿新井是需要消耗大量精力的，且回报周期很长的。

最好的状态是，不要让自己只有一口井，在这口井还有水的时候，去挖掘下一口井。而这个过程从来没有捷径，只能交给时间。

另外文中还说出了一个赤裸裸的现实，以至于自己都忽略掉了，就是年龄的变化。

虽然统计学的意义不能代表每个人，但是一个人二十多岁是积累起，而三十多岁是创造的黄金期，过了五十多岁就应该回归到教练期，我们始终是与时间赛跑的人。

所以想到这里，我就关掉了 PS（游戏机的 PS），码下了这段文字，留给 2021 年的最后一天。